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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客说漏嘴:高端工作被能被AI抢中产快扛不住了|PG电子-官方网站
美国政客说漏嘴:高端工作被能被AI抢中产快扛不住了
栏目:行业动态 发布时间:2025-07-14
 肯塔基州皮克维尔市Bit Source LLC公司办公室内,一名曾从事煤炭开采工作的员工在电脑工作站前工作。  知识工作者,其工作内容是处理信息而非生产商品,本应是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受益者。但生成式人工智能(AI)和高度竞争的就业市场正使他们陷入困境。  在风险投资公司安德森·霍洛维茨主办的一次企业领袖与美国政府官员的聚会上,副总统J.D.万斯对过去五十年的美国经济政策进行了令人震惊的坦率分

  肯塔基州皮克维尔市Bit Source LLC公司办公室内,一名曾从事煤炭开采工作的员工在电脑工作站前工作。

  知识工作者,其工作内容是处理信息而非生产商品,本应是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受益者。但生成式人工智能(AI)和高度竞争的就业市场正使他们陷入困境。

  在风险投资公司安德森·霍洛维茨主办的一次企业领袖与美国政府官员的聚会上,副总统J.D.万斯对过去五十年的美国经济政策进行了令人震惊的坦率分析。“这个想法,”他说,“是富裕国家将向价值链上游转移,而较贫穷国家则负责处理较简单的工作。”

  他所指的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化支持者认为,尽管美国等地的部分工人可能会失去制造业岗位,但大多数人会适应。他们会,用2010年代流行的一句话来说,“学会编程”。通过用电脑取代煤矿,美国工人将占据全球价值链更高位置,而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人则处于较低位置。但万斯遗憾地指出,实际情况是,“当他们在低端领域变得更擅长时,他们也在高端领域开始迎头赶上。”

  万斯的描述在某种意义上比世界对美国政客的期待更为坦率。自冷战以来,美国领导人一直用进步、整合和现代化的华丽辞藻推销全球化——这是一种适用于民族国家的“涓滴经济学”,既能进一步丰富富人,又能提升“欠发达地区”。尽管此后生活水平确实有所提升——东亚地区尤为显著——但世界其他地区面临的却是增长乏力,伴随着国家机构和福利体系的崩溃。

  万斯抨击全球化的罪恶,认为世界正被国家间零和博弈的霸权竞争所塑造。然而,这一叙述中缺失或被刻意忽略的,是对阶级问题的严肃分析,尽管阶级才是决定谁从全球化中获益的核心轴线。在“国家”这一名义下,剥削者与被剥削者被混为一谈——那些在各行业和地域间无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人,与承受这种无止境积累冲动重压的人,被置于同一阵营。

  以美国工人阶级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万斯及其同类政客将公众注意力从他们的亿万富翁金主转移到外国工人和一个模糊定义的自由派城市精英阶层,主要利用蓝领与白领工人之间的裂痕。

  万斯和其他民粹主义右翼成员怀念的经济体系,通常被称为资本主义的福特主义时代。在其鼎盛时期,即所谓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大约每六名美国工人中就有一人直接或间接地在汽车行业就业;而如今这一比例仅为3%左右。

  福特主义以全社会范围内的消费主义和工厂中根据泰勒主义原则组织的大规模生产为特征,后者通过对工作方法、工具和设备的高度标准化来最大化效率。这一时期代表了资本主义增长的特别成功阶段。例如,在美国,1947年至1979年间,非管理岗位工人的平均工资每年增长2%,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了7.3%。相比之下,自1979年以来,工资年增长率仅为0.3%,而实际GDP增长率仅为4.9%。

  福特主义的衰落始于20世纪70年代,其根源在于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西德和日本,开始生产与美国类似的商品。这些国家较低的工资水平,加上生产能力的重复建设,最终对价格形成了下行压力——最终也对利润造成了冲击。

  这种崩溃的影响体现在商品生产方式和美国人消费模式的双重变化上。由日益复杂的全球化供应链协调的精益工厂取代了大规模国内标准化商品制造。自动化、计算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促进了这一转型,使管理更灵活、地理分布更广泛的劳动力成为可能。

  人们的消费模式也发生了变化:普通美国人能够以更低成本获得种类繁多的个性化商品,从针对新兴亚文化定制的服装,到可无限个性化的Funko Pop玩偶。这种消费模式很快成为全球中产阶级的向往标准。

  然而,福特主义的衰落也导致了全球北方大多数地区劳工运动的衰落。直接原因是工厂的海外转移和有组织工人的大规模裁员。随着这些工人被转移到服务业所需的规模较小、空间分散的工作场所,他们组织起来的能力受到限制。

  这一时期最终导致工会遭受惨败,曾经繁荣的生产中心——美国锈带、英格兰北部、法国北部——随着工厂迁移海外,迅速经历了去工业化,这一过程得到了标准化集装箱、计算机化库存、更快的通信网络以及其他技术创新的推动。

  尽管少数几个欠发达的东亚国家能够从全球化中获益,但绝大多数融入这些网络的国家——从埃及到南非再到印度尼西亚——在金融资本的纪律约束下,国家能力与福利体系遭到侵蚀,并陷入低附加值服务和小商品生产泥潭。

  与此同时,计算和通信技术的快速进步催生了一种新的知识工作者阶级:数据建模师、软件开发人员、系统设计师、金融分析师和网络工程师。这一新阶级充当了日益分散的资本、资源、信息和商品流动的中间人。该阶层成员通过获得企业利润的更大份额(无论是通过更高工资还是股权所有权)实现了相对稳定。这一劳动子群体成为后福特主义资本主义的管理者和促进者,其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显著提升。

  在全球化倡导者看来,这些新岗位本应抵消去工业化带来的损失。然而,这些工作带来的收益分配极不平等,绝大多数好处被少数高收入家庭所垄断:例如,美国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从1971年的0.45上升至2023年的0.59,这一水平仅在二战前曾出现过。

  在北美,这部分工人阶层因此获得了全球化的最大好处;在欧洲,较高的税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分化,通过残存的福利国家体系,将新中产阶级获得的部分收益重新分配给更广泛的工人阶级。

  瑞典时尚零售商H&M正是这一新经济模式的典型代表。2024年,该公司实现营业利润18亿美元。其平均税率为24.9%,其中几乎没有部分在孟加拉国缴纳,而该国生产了该公司约20%的服装。H&M的一名服装设计师年薪可达100,000美元,而孟加拉国纺织工人的月最低工资仅最近才上调至113美元,年收入仅1,356美元。

  近年来,全球化经济中受益的一小部分工人开始感受到压力。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崛起及其引发的广泛焦虑,可从这一背景中得到解读。自2022年11月ChatGPG电子游戏 PG电子官网PT发布以来,越来越清楚的是,图形设计、文案撰写、编程等多种形式的劳动正迅速受到与工厂中曾盛行的纪律逻辑相同的支配。

  尽管生成式人工智能伴随着大量不切实际的炒作,且该技术远未成熟,但其编写计算机代码、生成产品设计和营销图像的能力正在迅速提升。认为类似于工业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可能逐渐波及此前未受这些变革影响的信息和创意劳动形式,已不再完全不可理喻。

  即便我们不接受关于人工通用智能(一种可能超越人类智能的AI)的幻想,或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宏大宣言,当前形式的生成式AI模型已具备帮助资本家对广大知识工作者实施工资纪律的能力。其高效搜索和处理海量文本的能力,对以知识发现、整理和组织为核心的职业构成特别威胁。

  作为科技行业的一个显著信号,美国计算机程序员的就业率已降至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

  这些模型还被用于自动化软件开发和计算机编程的某些方面,削弱了程序员的技能并减少了他们曾经拥有的议价能力。例如,生成式语言模型现在可以在一两个小时内生成一个合理的网站或移动应用程序原型所需的大部分代码框架——这项工作通常需要普通软件开发人员几天时间。在营销、内容创作和广告等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能够取代员工的大部分任务。它们是否做得很好并不重要:市场力量几乎可以将“AI垃圾”转化为新标准。

  千禧年之交,哲学家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的《帝国》(Empire)一书的成功,重新引发了对一种当代劳动分析流派的兴趣,该流派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中尤为流行。

  这些所谓的后工人主义思想家——如毛里齐奥·拉扎罗托、保罗·维罗诺和内格里本人——认为,信息、文化和沟通形式的网络化劳动更具韧性,不易被测量,也不易被纳入纪律和商品化循环。在无形劳动与认知劳动中,他们看到了自主性、合作性以及后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种子——换言之,一种摆脱剥削性劳动本身的解放形式。

  然而,从后视镜来看,这些想法最终与“无形”劳动模式的实际演变路径并不完全契合。与其他类型知识工作中的近期发展(如敏捷软件开发或指标化内容创作)类似,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将工厂逻辑扩展至这些看似自主的劳动模式,使其常规化并更易于被纪律化。例如,一位平面设计师现在可能被雇主要求在1小时内交付一个3D模型,而雇主可以指示其使用Midjourney或其他AI辅助工具。

  如今资本的网络正在收缩。连接富士康深圳工厂的芯片制造商、柏林的Genius Bar员工以及苹果库比蒂诺办公室技术人员的网络正变得愈发同质化。尽管低端和高端工人相对于资本的地位大不相同,但他们越来越共享一个向下的轨迹。对于科技行业来说,一个令人担忧的迹象是,美国计算机程序员的就业率已降至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

  这种压力明显削弱了工人的谈判能力,而不仅仅是关于工资。2018年,谷歌员工成功阻止了公司参与“Maven计划”与美国军方合作。然而,去年超过50名员工因抗议谷歌参与加沙种族灭绝行为而遭解雇。曾能自主谈判的知识经济精英阶层正逐渐被削弱。

  如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反对将工人隔离在全球供应链中的碎片化现象。随着北方资本主义的内卷化加速,我们必须更加关注外部——与数据中心工程师、纺织工人、平台工人、钴矿工人以及所有被排挤到全球资本主义低端、阴影地带的人们建立联盟与团结。资本如今比半个世纪前更加难以对付,若我们要建立一个成功的劳动运动,就必须有意识、有目的地在资本网络的每一个节点上建立团结并组织起来。